在新干大墓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中,还不乏全国商代遗存中首次发现的孤品或形制异特者,如带门夹腹方鼎和腹部镂空的提梁方卤即是。此二器,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火锅和温酒器,评为一级品。
青铜乐器有铙3件、D1件。3件铙均为形体高大、厚重的“大铙”,D为鸟饰D据过去的文献记载,D由钟发展而来,而钟的出现是进入西周以后的事。现在,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、装饰都十分成熟的作品,为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。三件铙的出土也具有同样的意义。鉴于乐器对乐音有着特定的要求,其浇铸技术较之一般青铜器要求更高,故乐器的出现可作为衡量青铜铸造业发展水平的标志。青铜乐器与青铜礼器一样,也代表拥有者的地位、身份、权力、财富皆远之高于普通民众。
兵器出土数量之大、品种之多,属全国罕见,计有钺、戈、刀、矛、镞、戟、胄等10余种,250余件。其中一件长近70厘米的蝉纹大刀,刃部锋锐,寒光闪闪,曲内戈弯曲的内部作成虎首形,圆目锐齿形象逼真,充分展现了百兽之王盛气凌人,令人望而生畏的气势。直内戈的内部,有的镶嵌绿松石,青铜绿玉,相映成趣,巧妙地将艺术与实用价值融为一体。被专家们誉为“中华钺王”的两件青铜大钺,均为高、宽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。钺体中部镂空,露出两排三角形锐齿,显得威风凛凛。商代墓葬中随葬青铜大钺,以前仅见于中原少数几座大型墓,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员或方伯一类上层贵族。这从一个方面说明,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个身份显赫的人物。
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工具共有140余件,以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为主。器物样式各异,种类颇多,完全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需要。其中犁铧的出土,意义尤为重大。先秦时期的青铜犁铧,过去仅见四件传世品,且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。经科学发掘的早期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处,弥足珍贵。它的出土,给商代已有使用青铜犁铧的犁耕下了定论。青铜农具的大量出土说明鄱、赣地区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铜农具的部族之一;青铜工具的大量出土,使我们能窥见这里当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,并向人们展示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繁荣。
青铜器中,还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艺术品:伏鸟双尾虎、双面人头像和羊角面具。虎通长52厘米,口露獠牙,凸目耸耳,粗项直腰,后垂双尾,作屈足欲奔之势;背部伏一小鸟,尖喙直颈,敛翅短尾,颇富生气。虎与鸟和平共处,现实生活中难于见到,当为图腾遗风。双面人头像,两面五官具备,与人脸无异,头饰双角却又类羊;下有方銎可装柄,上有圆管可插饰物;其貌诡怪、狰狞、恐怖。它们的出上,初步可见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风貌。
玉器的数量、工艺、价值,在随葬品中仅次于青铜器。计有完整器25种、100余件,可分为礼器、仪仗、工具、用具、装饰品、艺术品6大类,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全部类别,足以说明当时此地的文明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它们的色泽以偏绿为主,灰色、米黄色、牙白色、白色次之。玉器的质料,经初步鉴定,有和田玉、蓝田洛翡玉、岫玉、密玉、独山玉、青田玉,还有水晶和绿松石。其产地既有近邻的湖北、浙江,亦有较远的陕西、河南,甚至有遥远的辽宁、新疆。这批玉器,还表现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。研磨削切、勾线阴刻、阳刻浮雕、对穿钻孔、器表抛光等多种琢玉技术,都非常娴熟地应用于制作上。
墓中出土的以肩、颈部环饰圈点纹为装饰特点的土陶器有300多件,器形有罐、鬲、尊、盆、壶、豆、器盖等近20种,而以鬲为最多。一些陶器上还刻画文字、符号,证明当时的文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。较之铜器和玉器,陶器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技术,但由于它不易搬迁,又不变质,所以最能代表一个文化的性质。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与中原出土者有着作风上的相似之处,但没有一件与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,而是与江西本地吴城文化遗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,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为中原商代晚期,这与碳14测定的数据也非常吻合。
根据此墓出土的青铜器、玉器、陶器的造型与纹饰,皆出与中原殷商文化遗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,说明当年赣江――鄱阳湖地区的青铜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。另外,墓中器物的造型、纹饰、铸造工艺,以及品类和组合,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,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创造的这支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平行发展的、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。它与中原商文化关系密切、交流频繁,但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。可以断定,当中原地区由商王朝进行有效统治时,江南的先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国。从墓葬规模、出土文物来看,这位墓主人也许就是这个王国的最高首领。
若阳刻,需留线,
你说哪个是刻的字吗?如果是的话应刻阳刻,之分。那个就是,一个傲剑去一个突出来。
有阴有阳,因为并不是国玺(又叫御玺),所以都有。如果是国玺,就一定是阳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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